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理性繁荣"——激励机制与传导效应

从制度安排下激励机制的分析框架出发阐述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测算边际资本—产出比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投资效率进行了评估,并根据大量经验证据对制度安排下激励机制的负面传导效应进行了论证,最后提出了针对制度安排的政策选择。     

监督和激励合约在环境治理中的应用

最近,世界银行设立了原位碳基金(prototypecarbonfund(PCF)),通过创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方式,让全世界都参与到环境改善的事业中,但在交易过程中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解决是环境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多方面的合作和有效的监督与激励决定了环保项目的成败。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在我国的区域分布上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绝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中西部地区则递次减少。这种外商直接投资的二元结构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保持一致，且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区域经济增长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东道主生产效率的假设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成立，在中部地区不成立；外商直接投资扩展东道主生产边界的假设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不成立，在中部不显著。     

并购行业模式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

以1998～2004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发起的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通过实证考察并购行业模式与收购企业价值之间的因果关系，证实我国上市公司实行行业相关性并购较无关性并购对收购企业具有更强的价值创造效应。同时，将对应于企业价值指标、有关并购价值创造的经济学假设分解成五类财务因素指标，通过比较不同并购模式下收购方指标变动特征的异同，揭示出规模经营、交易内部化和市场势力是影响收购企业价值的主导因素。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国有商业银行经理人激励机制研究

本文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董事会和经理人的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解决我国当前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出路在于:设计合适的激励机制,降低信息非对称性,培育经理人市场.     

包含制度因素的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实证分析

从宏观方面讲,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转换力与制度和政策调控力。按照三次产业推动城市化的逻辑顺序,可以将产业结构转换力分为第一产业发展形成的推动城市化的初始动力,工业化推进形成的二级动力,以及第三产业发展形成的后续动力。它们与制度和政策调控力一起,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因素。通过对各动力因素进行指标体系的构建,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各动力因素对我国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     

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策略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的资产状况和落后的经营方式等已难以适应全球化竞争的环境。完善金融法规和金 融市场建设,推进金融市场结构改革,创新经营机制,是国有商业银行趋利避害,在竞争中实现发展的应对策略。     

论我国国有公司的治理结构问题

我国国有公司治理结构主要存在内部人控制、股东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董事会不能有效行使决策权、监督机制失效和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导致这些问题产生除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具有的一般原因外,更主要的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股权结构不合理、缺乏现代公司治理观念以及政府对企业在行政上的“超强控制”和在产权上的“超弱控制”等特殊原因。     

论文化资本对企业发展的作用过程与机理

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由企业文化因素形成的文化资本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本文在分析企业文化资本对企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基础上,运用系统思想,从企业内部文化因素到环绕企业的文化环境,分析了企业制度文化、企业创新精神、企业人际信任、企业生态伦理等文化因素和环境,作为一种形式的“资本”要素作用于企业发展的过程及其作用机理。     

从地下钱庄与洗钱的关系探讨遏制洗钱工作的对策

一些未经国家审批却履行金融机构职能的地下钱庄趁着金融开放程度的不足,从事为来历不明的资金进行洗钱等非法金融活动,对国家金融秩序带来冲击并给反洗钱工作带来难度.打击地下钱庄遏制洗钱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加大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力度;设立反洗钱的专门机构并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实行专项打击并适时加强与国际反洗钱机构合作;拓宽个人的外汇买卖或兑换渠道并可尝试将部分地下钱庄变为合法的地方金融机构等.